艺术审美角度上来看，活字版很难超过凋版。
而且，汉字的特殊形态是延缓活字印刷术推广的另一个原因，活字印刷术，其技术的推广使用相当缓慢，并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与汉字体系不能说没有很大关系。
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经过五六百年才逐渐得到推广使用，而在欧洲只用四五十年便得到极其广泛的应用。
这是因为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方块体系信息量庞大，数量很多，一副活字要满足排版的需要，最少也得有几万个活字，有的甚至要刻制十几万个活字。
这样大的数量，制作工程是相当繁复的。
但是，对于欧洲人所使用的拼音文字体系来说，仅需要制作数十种字母、字符的活字，便可以非常方便地完成排版工作。
数千种活字与数十种活字彼此相差两个数量级，这种差距使得以汉字为载体的信息传输速度要比以拼音文字为载体的信息传输速度低出许多，客观上延缓了活字印刷术的推广与普及。
最后，活字印刷术在工艺技术的应用实践上也遇到了阻碍。
中国科技较偏重于经验和实用，凋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印刷行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从宋代开始发展形成为三大刻书主体，即官刻、家刻、坊刻。
即便是到了现在，也是以此为主。
民间的书坊，大多还是使用凋版印刷，即便是活字印刷的书坊，大多也使用木字字模，不过由此也导致印刷效果欠佳。
内廷经厂倒是有一套铜字字模，印刷效果极佳，可是就那套铜字字模要想刻印《永乐大典》，想想就知道办不到，只怕不是废掉几套这样的铜字字模那么简单，更何况那套字模也是掏空了当时内廷的积蓄才置办起来的。
凋版印刷已有悠久的历史和成熟的工艺，拥有大量专门从事凋版印刷的工匠，且分工较细，已形成专业化的格局。
而我国古代图书发行流通量不是很大，市场需求量较小，因为读书不管是在那个时代其实都是一项很花钱的事儿，民间需求决定了大多数书籍印刷的数量不会很多。
这样，书坊为了追得利润，力求降低成本，就不愿意丢掉原有的传统凋版工艺，而去尝试采用活字印刷这种新技术。
于是在应用实践上，活字印刷遭到了来自书籍经营者主观上的阻碍。
别看嘉靖皇帝仅仅是看了几眼就下达了印制《卫生易简方》书的决定，这也是因为这本书不过百页，大规模印制肯定是凋版印刷，也就是数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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