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人在漕运上有利益瓜葛，别的不说，就说我在京城这些年，九江商人就没少用我的名帖行走运河之上。”
魏广德只是点了这么一句，他相信谭纶是明白其中道理的。
对魏广德这样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来说，或许这点银子算不得什么，要不要都无所谓，可是京官里还有无数品级较低的官员，他们往往就靠这名帖这东西赚银子养家。
京城居，大不易。
至于煽动京官反对海运，理由自然也在于此。
一旦漕运失利，京官们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荷包会不会受损，因为商船改走海路，没有运河之上的那些钞关，他们的名帖自然就失去了意义。
当然，或许海港也要随之建钞关，但是名帖还能不能用，那可就说不定了，他们不会愿意去赌这个事儿。
所以，在京官的队伍里，反对海运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只要稍微一煽动，就会让许多人附和。
“那你觉得，此事该如何操作？”
谭纶对漕运、海运没有明显的偏见，因为他根本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事儿。
不过他坐镇蓟辽，手下兵卒的军粮，部分也是依靠漕运，所以在京城时朱衡对他提起，这才让他上心。
想到那时朱衡就让他问计魏广德，行与不行，如何操作，于是就直接问出口来。
魏广德想了想才说道：“我觉得，此事最好不要有工部上奏，还是山东直接上奏此事，士南兄在京城帮忙活动，重点还是要说服高拱。
只要让高拱知道，要保证南粮北运的安全，恢复海运势在必行，此事当可行。”
说到这里，魏广德忽然醒悟过来，之前他和隆庆皇帝商量此事事，高拱已经下野回了新郑。
若是那是高拱在朝，或许皇帝咨询的结果就会不一样，现在漕船说不好已经改走海路了，朝廷的大把银子也不用丢在大运河之上。
当然，黄河治水是必须的，但是治水之时就不用过多估计运河的安危。
实际上，明朝黄河治水效果不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求先保运河，之后才是大河安全。
想到这里，魏广德接着又对谭纶说道：“此事应该可行，记得当初裕袛商议以海运济辽时，高新郑就是选择支持。
实际上在那时候，裕王府能够在朝廷里说话的，也就只有他和当时的户部山贾应春，此事就是由贾应春所提，高拱说服了严首辅。
当年的理由我还记得，那就是此为应急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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