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崩溃前，提出让造反派找周玉书来解释。少妇说，当时丈夫偷渡前曾经经常和政府的周玉书来往，少妇也不清楚丈夫与周玉书的关系。但想，既然政府的官员经常和丈夫来往，那么也许丈夫并不是象造反派说得那么反动。造反派头子根据少妇提供的电话发现周玉书是中共中央调查部的秘密情报干部，也不敢造次，就把周从西苑找过来，当时就当着几百位群众的面，质问周玉书是否认识少妇的丈夫，是否可以证明他不是台湾国民党特务。周玉书当时木然地站在审判台旁边，一会看看台下的几百个鱼目混杂的群众，一会把视线转移到凶神恶煞的造反派那里，但就始终回避少妇那祈求的眼光。
大概过了好一会，造反派催了好几次，周玉书才咬了咬牙，说：“我根本不认识她的丈夫！”说罢仍然不敢看那绝望的少妇一眼。造反派一听就来劲了，觉得受了少妇的作弄，当时就一顿拳打脚踢。可怜那少妇知道自己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竟然绝望到忘记了呼痛。造反派一看，以为打得不够狠，就更加凶残地折磨少妇。
周玉书几乎是拼了命一路奔跑回调查部总部的，他马上写报告请示领导，可是领导在农场，哪里是一天半月可以得到答复的？就在当天晚上，肆无忌惮的造反派轮奸了那位少妇。少妇是早上六点钟上吊自杀的，死的时候凄惨地起祈求老天爷和造反派放过她那只有三岁的孩子。
“那孩子后来怎么样？”杨文峰心情沉重地问。他想起来自己那时也是和少妇的孩子一样大的时候，父亲也是在受到批斗。
周阿姨眼里的泪水只打转，神情悲伤地说：“那孩子母亲家的亲戚都在四川，父亲家的亲戚都在台湾，孩子没有亲戚收养，寄托在街坊邻居家，据说不久就找不到了，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我想大概死了吧，那个兵荒马乱的年头——”
周阿姨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出来，象断线的珍珠一样，杨文峰急忙递过纸巾。
“这就是你周伯伯保密把人害死的故事！”周阿姨说周伯伯，而不说周局长，也许是想让杨文峰感觉到周局长人性的一面。杨文峰并没有注意到，急切地问：“后来呢？”
“后来，”周阿姨瞄了一眼卧室的门，显然是怕周局长听见，然后让自己尽量平静下来，说：“八十年代国家安全部成立后，你周伯伯才有机会在海外同那位少妇的丈夫见面，见面后，大家还没有开口说话，那位丈夫突然愤怒地伸出手使劲地抽你周伯伯耳刮子，你周伯伯嘴角都被抽流血了，可你周伯伯不但没有吭声，而且当场跪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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